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词语，但是从字眼本身出发，其实那只是泛指与人相约的地点，不带任何浪漫的意味。试问有谁成人以后没有跟人约地方见面？
但是活了那么多年，约会了多少次，我实在不记得了第一次约会在何时何地和谁。年轻时生活在万隆，热带地方，那时生活简单，也没有什么夜生活，晚上最多就是跟哥哥姐姐坐马车去电影院看十三岁以下可观的电影，当时印度尼西亚电影分三级制：小童可观；十三岁以上可观；十七岁以上可观。
当然，成人可观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涉及色情、暴力的电影，只是当局电检局认定不合时宜的电影。那时生活简单，没有什么更多的欲望，只会上学放学，途中喝一杯街边的热带冷饮，或吃一碟牛肉丸面，已经是口腹的大享受了。玩的也是胶泥做成的小汽车，或者是画片甚至废弃的香烟盒子。无聊时，便坐在家门前，和弟弟打赌，看谁猜的三轮车牌子驶经的次数最多。唯独没有去温习功课，约会吗？也只有上中学后，相约三五个同学，骑着自行车，围着学校方圆乱蹿。
真正的约会，实在记不清了，大概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之后的事了。那时在北京做寄宿生，开始学会独立生活，不免约朋友见一下面，吹吹水。印象最深的，是那年冬天，同班跟我交情颇好的女同学响应号召，高考前奔赴新疆乌鲁木齐，去上新疆大学维语班，临行前约我聊天。我刚冲完热水澡，便相约在雪后围着学校转圈。但其实并没有许多话讲，我们穿着黑色棉鞋，听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吱吱声，一路无言。
后来她问了一句：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想上大学？我摇摇头，苦笑。那时，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，并没有其他成分。但她突然离去，心里不免难过。她离开北京那天，我们一群人到北京站送行，她坐在火车靠窗位置上，车厢里广播响起《中华儿女志在四方》的歌声，“到农村去！到边疆去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！……”节奏激昂高扬，她伸出手来，逐一和我们握手，我似乎是最后一个，刚握上，那火车头便尖利地发出一声吼，哨声中，往后一挫，才缓缓往前开动。在松手那一刻，我听见她说了一句，写信！但是，除了刚抵达时给我们几个写一封报平安的公开信之外，便全无音讯了。后来听说她在文革期间到过北京，但始终没有机会再见；让我深感诺言是那么轻飘飘，说过就随风飘走，根本无可捉摸。
当然还记得那年九月从哈密到乌鲁木齐，人地生疏，事先电报约好Z接站，到达时在白天，心也安定许多。但下车不见人，正自着急，她气喘吁吁跑了过来，原来那时正值文革，交通混乱，根本不准点，而且基于安全，一入黑公共汽车便停驶。那时也没有的士那一说，乘客唯有听天由命，我独身在外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人海茫茫，我该向谁求助？
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到了香港，记得那时火车总站还在尖沙咀，如今原址仅剩钟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好在后来又建了许多建筑物如文化中心等相伴，不减热闹。记得那时初到贵境，心情忐忑，终于下车了，火车站外人山人海，都是接车的人。我迷茫向前，忽然人群中有人叫我，一望过去，不禁大喜：原来是先我移居香港的姐姐妹妹来接我。当时通讯器材哪里有现在发达？仅靠电报单向传递讯息，也不清楚对方到底收到没有？
那时，最时兴的约会地点，是尖沙咀码头的“五支旗杆”，大约是靠近码头，人来人往，即使对方在港岛，只需搭船就过来了，很方便。“五支旗杆”在香港面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的旁边，昔日，五支旗杆所悬挂的旗帜，由高到矮，分别是：英国国旗、香港旗、九龙仓、海港城、天星小轮。九七回归后，五支旗换成九龙仓、海港城、九仓电讯、香港有线电视、天星小轮。近年再换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、九龙仓、海港城、天星小轮。
我刚来港时，第一个约会的朋友是L，他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但比我还早来香港。他在尖沙咀一带居住留连，让我以新奇的眼光观察，记得傍晚时分他带我走街穿巷，有一个站在大厦角落穿着一身牛仔衣裤的年轻人，见我们路过，他拉我直走，到僻静处，左右无人，才告诉我，他在拉客！看色情表演！那时的四十块，当然不是今天的四十块币值可比，尽管好奇，但囊中羞涩，我们也就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。那时约人，大多都是“五支旗杆见！”当时虽然有了过海隧道巴士，但不经尖沙咀码头，渡海的“哗啦哗啦”已经式微，又还没有地铁，从港岛到“五支旗杆”，最便捷的方式，便是搭天星小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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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虽然也有小商铺，但不像今天，几乎给大财团、外国名牌垄断。自1979年地铁通车，人们约会地点转而成为地铁站的恒生银行，本来地铁总是人山人海，恒生银行前更加人挤人。认定那地点万无一失，岂料有的地铁站不止一个恒生银行，有一次约人在铜锣湾地铁恒生银行见，谁知那里有分隔的两个不同出口，恒生也有相异的两家，结果我在车尾那边傻等，他在车头这里傻等，等了老半天也不见人。最后还好，在这个世界有个东西叫手机，这才终于联络上。还有一次和北京来客相约火车站见面，他却记成地铁站了，没遇到，又不带手机，结果只好各走各路。
那回，乍到北京，约见当地朋友，到了王府井的“首都剧场”，过时许久都不见人来，几次想走，都老是想，如我前脚走，他后脚就到，岂不失算？终于一拖再拖，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一横心，离去了。回去找到电话本联系，竟比我还生气，他也傻等了两小时！原来他把地点听成在西单的“首都电影院”了！
最尴尬的是与陌生人初次见面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只能相互描述自己衣服颜色，高度等等。试过替人送稿酬，进入那家如今早已关门的地下餐厅张望，四周人影幢幢，都在聊天或是吃东西，侍者高叫，埋边有位！我大窘，好在那人忽然扬手，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。
是的，约会是让人有浪漫的联想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冷冰冰的。更不要提是在快餐店或咖啡厅与保险经理周旋，那场“攻防战”，直叫你喝下的咖啡不知到底是甜还是苦！
(摘编自香港《文汇报》 文/陶 然)
